宇文芹.中國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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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逼官反與官逼民反

(一)學者組成的「二二八研究增補小組」昨天發表研究成果,提出許多史料反駁日前由國史館長張炎憲等發表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結論。馬英九前天指出,「二二八純粹是官逼民反的衝突事件」,也意外成為箭靶。黃彰健等多位學者認為,應思考「民逼官反」的角度,以及內戰、列強黑手干預等歷史背景,國民黨沒必要隨部分學者錯誤的歷史解讀起舞、節外生枝。

武之璋指二二八是「民逼官反」。他說,部分學者不僅刻意忽略暴民行為,甚且將之美化為英雄;政府、國民黨也都被這些研究誤導,將暴民、犧牲者與受難者混淆,「讓強姦、放火的暴民享有與受難者同等的地位,甚而同獲國家補償,試問受難者家屬情何以堪?」(《聯合報》)

在這裡,可怕的「暴民論」又出來了,甚至連「民逼官反」這種話都出籠。讀了一點中國史書,歷代統治階級及其御用文人,當然是會痛罵農民起義,為自己的虐殺找理由,不過在下才疏學淺,倒是沒看過他們好意思說「民逼官反」的。我也的確低估了台灣某一種的保守勢力,即使在台灣「民主化」這麼久之後,他們還沒拋棄當年國民黨統治集團喜歡用的「暴民論」。當然,媒體沒有全文刊登他們的言論,也可能扭曲。表面上,武先生在暴民之外也還提到了「犧牲者與受難者」,但是「民逼官反」還是他對二二八的定性。說他是保守勢力,應不是厚誣他。

(二)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昨日下午到嘉義市全國首座二二八紀念碑獻花致意時,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在現場拉白布條,要求查辦元凶,並遞交陳情書,抗議國民黨與鳳凰電視台製作的紀錄片「春蟄驚夢:二二八還原記事」,以「官逼民反」論述二二八事件。(《自由時報》)

看到這則新聞,我一開始也不太能理解,「官逼民反」的論述有什麼好批判的。原來,「反」習慣的我總認為「反」(當然是指下層民眾的對抗不義統治者的「反」)這件事基本是正當的,所以跟不上這群「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邏輯。 如果從社會科學的觀點來看,「官逼民反」的說法是嫌粗糙,完全忽略了當時整個中國官僚資本主義體制的弊害,把一場民變(運動?起義?革命?)的根源簡化成暴君貪官的個人罪行。不過這樣見樹不見林的歷史觀,可說是台灣的「主流價值」。現在追究二二八元兇的爭論,在史觀的狹隘上某種程度也是雷同的(當然作為最高統治者的蔣介石必須負責這是毫無疑義的)。

但這群媒體上沒有指名道姓的「二二八受難者家屬」,他們的邏輯是什麼呢?大概是認為「反」是惡的,他們並沒有造反,全然是無辜的。我們不知道這些家屬代表的受難者是誰,不過歷史學者戴國煇倒是指出:台灣當時的中上階級的確是「無辜」的。我引一段文字:

至於大地主階級就不必多言,連中小地主階級都在觀望,他們並沒有積極支持抗議運動,更重要的,他們也並沒有真正支持過政府當局。他們期待的是抗議運動若適可而止,抗議運動反而可以給他們帶來更大的政治活動空間。中上地主及士紳中的積極份子抑或「愛出風頭的」,有的是被推出,有的是自薦而出,參與了各地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和有關的臨時團體。他們絕大部分是出自於「善意」,意圖扮演「調解人」的角色(《愛憎二二八》)

意思是,當時反抗國民黨當局的群眾是中下階層市民和青年學生組成,中上地主階級不但觀望,還準備可能的話出來收割運動成果,分享政治經濟利益。從這角度看,二二八當然不是台灣人對抗國民黨的事變,因為台灣人中有一大批人是不反的,是「無辜」的。或許從這個政治社會學的角度,我們就能解釋這群「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對官逼民反論的反彈。

二二八是自己從小就關心的事,當年在重重限制下,還是想辦法找資料、找書來看,想要得知原委。還依稀記得得知事變發生前,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官僚們以「鴉片被白螞蟻吃掉」為由解釋他們貪污時的驚訝與憤怒。二二八也是讓我逐步走向工農運動、走向社會主義理念的眾多「資源」(因緣?)之一。但是有很長一段時間,已經不太想看台灣內部關於二二八的爭吵了,因為「真相」並沒有越吵越明,當年起來反抗(代表官僚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統治而犧牲的英靈們還沒有得到真正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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